二、《60号意见》类的司法文件[5]存在的适用矛盾案例一中，对于自首认定分歧的根源在要否适用《60号意见》，如果必须要适用《60号意见》来解决2010年12月22日以后办理的所有的刑事案件，则法院的意见不无道理。

过去更多地关注物质属性的人格权，现在则更强调社会属性的人格权。需要说明的是，在国外，有学者认为个人信息权属于一般人格权。

有时，即便受害人难以证明自己所遭受的损失，也可以根据《侵权责任法》第20条关于侵权人所获利益视为损失的规则，通过证明行为人所获得的利益，推定受害人遭受的损害，从而主张损害赔偿。个人信息权的实质就是对个人信息的控制。从内容上看，隐私权制度的重心在于防范个人秘密被披露，而并不在于保护这种秘密的控制与利用，这显然不包涵个人决定的权利。权利人同意他人搜集、利用或采取何种利用方式，都是权利人控制权的具体表现。应当看到，个人信息确实具有财产的因素，因为信息资料都蕴含着一定的商业价值，其本身也可以作为财产加以利用。

[11]另一方面，从侵害个人信息的表现形式来看，侵害个人信息权，多数也采用披露个人信息方式，从而与侵害隐私权非常类似。我们认为，无论是采用单独立法，还是在未来民法典中加以规定，前提是要准确界定个人信息权的法律性质，只有这样，才能给立法以明确的方向引导。根据1956年联合国人口司的标准，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占总人口的7％为老龄化的一个主要界标，则我国在2000年已进入老龄化社会。

这是由于给付请求权与防卫权在规范结构上的不同，后者要求立法机关负有不作为的义务，前者则要求立法机关负有一定的作为义务。从社会保险制度的保障面看，有两个相反的延伸方向：一个是向上延伸到老年人，另一个是向下延伸到儿童。接着又在1997年的子女养育期间判决中再次阐释，养育子女与保费缴纳，为年金保险维系其体系所依赖的两大要素。这些措施有助于改善社会保险的财务状况，却对老年经济安全构成一定威胁，并加剧了个体老化过程中的身心痛苦。

相较于社会救助，强调个人自我负责的社会保险虽然增加了老年人的经济负担，却有助于减少滥用或浪费社会保障资源的可能性，基于上述原因，社会保险成为老年保障制度的核心内容。对于不作为义务而言，每个违反义务的行为都是被禁止的，而作为义务则允许有手段选择余地的存在。

目前，我国部分省市已开始推行弹性退休制度，如上海市从2010年10月1日起实行柔性退休制，适用对象是具有专业技术职务资格人员、具有技师、高级技师证书的技能人员和企业需要的其他人员，延迟年龄为男性一般不超过65周岁，女性一般不超过60周岁。[10]参见孙乃翊：《从社会保险之财务处理方式论世代负担之公平性问题》，载《当代公法新论》（下），台湾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版。从我国情况看，老年人的养老金标准较低，当前更关注的是如何提高老年人的经济保障。在社会保险制度必须继续维持的前提下，基于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立法机关在改革措施的选择上最终采用了延长退休年龄，不失为稳定社会保险制度的一项长远之策，而且也体现了不同世代间共同承担风险的意图。

[16]该理论影响到德国的养老保险改革。在少子老龄化冲击下，国家为缓解社会保险制度运行中潜藏或显现的财务亏损而推出的各项改革措施，不免会对公民的基本权利造成影响，从而衍生出一个问题：此类改革的界限为何？尽管立法机关对社会保险制度的建构具有极大的形成空间，但也不能忽略蕴含在宪法政策及基本权利中的价值决定。在1992年养老保险改革法讨论过程中，德国基民党提出了基本养老金的建议，主张以类似国家老年津贴的基本养老金取代现有的养老保险，再辅以个人的自我预护，如储蓄或私人保险等。据此，公民的社会保险权利在宪法上应受保障并无争议，至于其宪法依据，应以物质帮助权为其基础，更具体地说，是经由宪法政策具体实现的物质帮助权

思想者们对于中国政制设计所依赖的思考根据更多存在于各种西学资源与传统思想。所以，中国《宪法》应该成为一种思想论据，而不仅仅是法律依据。

可以说，今天的中国，最基本的公共生活应该是依照宪法而展开的生活，最基本的公共生活原理就是从宪法中不断续写与开掘的原理。二是现行宪法实施不够理想，缺乏对现实的影响力。

然而，我们要问，理想的标准是什么，是否一定要符合某一种固定思想立场的宪法才是好的宪法？环看世界与历史，无论是美国宪法还是德国《基本法》，都不是某一种思想立场的产物，都处在多种价值观的总决断之下（施密特语），宪法的理想性更多是在国家与人民真切的政治生活实践甚至教训中才逐渐生成，而在宪法框架之下的思想论辩和语词交锋则尤为重要。基于中国转型面临的各种问题，今日之思想界非常活跃，这种活跃是一个开放社会话语权竞争与解释力较量的正常反映，也是一国之文化软实力（soft power）生成的前提。还意味着它是建立在自我反思调适的实践机制之上，它本身也可以通过解释而保持实践理性。思想和言说永远有异议，宪法的作用就在于它为一个共同体提供最基本的权威，是一种公共理性的平台，它为各种思想论争提供公共准据，在公共规范上评判思想的有效性与解释力，也通过这种论争对准据本身进行适当调适与发展，成为活的宪法。然而，我们要说，宪法实施的模式同样不能先验地设计或照搬，《宪法》的作用也绝不仅仅是如普通法律一样个案式地裁决纠纷，本质上讲，它为公权力和社会提供了一种根本法的训诫与持守，而这种根本法思想才是豁免人治、形成公共权威的关键。然而，一个有趣的事实是，无论各种思想主张之间争鸣有多激烈，却都有一个共同点：今年正好实施三十周年的《宪法》并没有成为任何一种立场的思考根据与思想论据。

与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文化热与人文精神讨论等相比，今天思想界争鸣的焦点正日益集中在一些政法命题，由一些思辨性的价值奠基工作更多转向对公共政治生活与制度安排的设计、讨论与辩难。所谓思想论据也就是说通过思想者回到宪法文本，解释宪法文本来证成思想命题，在宪法文本所延展开的观念与思想空间中来建构自己的主张。

王旭，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本文主要内容载《法制晚报》2012年11月27日A50法家论坛 进入专题： 八二宪法 。思想论据并非要求思想者必须在宪法的具体条款中来寻章摘句，而是通过解释发展出中国宪法对于当下公共生活的基本要求。

我们很难发现思想界在认真对待中国宪法，在著述或思考中认真诠释、重塑、论证中国《宪法》中蕴含的基本规范与思想主张，也很难发现思考者依中国宪法的原则、原理、规范作为体系化思考的起点与前提。如果思想界不重视《宪法》的思想资源，而仅仅指责宪法及其实施本身的局限，而各种思想的鏖战也因没有公共准据而无从建立基本的共识，则耽误的不仅仅是务实设计制度的契机，更无法真正建立一种公共的生活。

《宪法》中需要提炼出来的当代中国政法原理并没有鲜明地成为任何一种立场的思考辅助线。宪法的开放性与宪法权威作为一种思考论据的宪法会否成为思想的钳制，成为另一种价值的专断？首先值得思考的是，如果我们要讨论的是公共生活的善，而不是一种罗尔斯早期哲学所讲的整体的善，就必须一定程度上接受宪法的专制，因为它是公共权威，而权威就是一种排他性的理由，任由思想的洪水冲决制度权威造成虚无正是近代以来中国的教训之一。这里带来的问题不仅仅是常人所讲的思考陷入路径依赖或单纯移植，更重要的是引发开放社会思想争鸣蕴含的异议风险，摧毁集体行动与制度设计所需要的信念共识。其次，我们接受的是什么样的宪法？这里要回到德国法学家凯尔森最深刻的洞见：宪法捍卫的是一种中立性，它能够为各种具有理据的思想提供制度的平台而避免轻易的实质价值判断，正是这种立场上的中立性与结构上的开放性才是宪法权威得以竖立的根本原因。

宪法的开放性意味着它具有一定的思想包容，只要特定思想能与之发生价值上的基本融贯。无论是强调私权优位的学说，还是分析国家、权威与秩序之必要性的立场，抑或在古今中西的思想格局中力图返本开新的观点，都着眼于公共政治生活秩序的反思，而不再退守于逻辑推演与心灵体验。

宪法的权威并非简单靠《宪法》序言的规定而确立，最终在这种不断评判、吞吐各种思想并保持反思调适能力的基础上得以确立。无论是西方的自由主义，共和主义，社群主义，林林种种。

还是中国传统的思想学说，都有力规定着当下中国思考者思考与言说的想象空间。思想争鸣与宪法伏尔泰曾言：不是其他，正是启蒙观念造就了法国大革命。

也可以说国家公权力的设置、功能、运作与合法性正日益成为商谈重点同时，为应对老年人的护理需求，也在考虑建立护理保险制度。[36]参见张志伟：《比例原则与立法形成余地》，载《国立中正大学法学集刊》2008年第24期。[34]在社会保险领域，划定了改革措施的框架界限后，通过运用比例原则来分析立法机关的结构性余地，可以实现对立法形成自由的制约。

[6]此举可增加工作人口，提高社会保险的负担能力，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世代公平的理念。然而，从世代公平的角度看，加税或提高保费是将老龄化带来的社会负担落在目前工作者一方。

削减给付水准又会影响到仰仗养老金生活的老年人。[41]从生存权保障内容的内部构造看，可分为两部分：一是对最低限度生活的法的保障，二是对超过最低限度生活以上部分的裁量上的保障，二者在违宪审查上的宽严程度不同。

针对这一点，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1992年参与战后重建之妇女判决中指出，养育下一代，对于随收随付制之社会保险而言，具有确保其存续之重要性，如果没有下一代，年金保险将无以为继。以老年人的长期护理保障为例，德国于1994年通过的《对于照护需求风险的社会保障法》采纳了独立的社会保险模式，使长期护理保险成为德国第五大社会保险。